| 上海外资三十年：从规模到质量 |
|
| 2009-02-17 16:13 文章来源：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|
| 文章类型：转载 内容分类：新闻 |
——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锦屏访谈录
从注重资金规模，到更加注重实现技术、市场、管理、人才等要素的综合配套，上海吸引外资的路径，已经从“规模”走向“质量”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上海市吸引外资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，而且，伴随着2002年以来总部经济快速发展，目前，上海已经成为大陆地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最多的城市之一。日前，上海市外资委副主任刘锦屏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专访，解读了引资历程背后的故事。
从引资到选资 门槛不断提高
来自上海市外资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5月底，上海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已经突破5万个，吸收合同外资1362.74亿美元，实际利用外资788.18亿美元。
然而，在招商引资水平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，在刘锦屏的记忆深处，这些成绩的背后，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刘锦屏表示，上海市招商引资过程中，艰难漫长的谈判不胜枚举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海化学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工作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早在90年代中期，上海市委、市政府从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，根据产业布局和能级提升的要求，决定在金山漕泾地区，依托上海石化，紧邻杭州湾，建设世界级化学工业园区，形成大型现代化的石油化工、精细化工和新型材料工业基地。
“在化工区基本建设全面铺开后，招商引资工作就成为了园区建设成败的关键，其中，世界精细化工巨头德国拜耳公司是最早与我们谈判的投资者之一，”刘锦屏说，“拜耳的整个一揽子项目投资规模达31亿美元，产品涉及材料工业、电子工业、汽车工业等基础原材料领域。”
刘锦屏表示，这次漫长的谈判涉及产品市场、技术转让、环境保护、公用配套等诸多方面，时间长达5年之久。“谈判期间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引进外资利弊的争论，这给我们的引资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，同时也是对投资者信心的考验。”刘锦屏说。
功夫不负苦心人，2001年1月，这一场引资谈判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果，上海化学工业园区与德国拜耳公司一揽子项目框架协议在上海签署，并随相关主体项目报国务院。
“项目谈判虽然艰难，但是，正是上海政府的务实和效率，德国拜耳公司的严谨和远见，使框架协议成为了化学工业园区主体项目招商引资的重要标志，”刘锦屏说，“随后，园区招商引资时，德国巴斯夫、德固赛，美国亨斯迈、普莱克斯，英国BP、英力士，日本三井化学、三菱瓦斯等世界化工业巨头相继到来，推动了整个园区主体项目的全面启动。”
来自上海市外经贸委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07年底，上海化学工业园区吸引外资项目总投资近96亿美元，合同外资达37亿美元，完成销售收入近490亿元。刘锦屏表示，目前，该园区已经成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最多的开发区之一，同时也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、世界最大的聚碳酸酯和异氰酸酯生产基地。
然而，经过多年来的发展，面对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等压力，上海吸引外资也已经开始“挑肥拣瘦”，引资门槛开始不断提高，对高耗能、高污染的行业坚决关闭引资大门，与此同时，也在不断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，使得服务业成为引资新亮点。
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前5个月，上海市累计吸收合同外资68.70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24.2%。其中，73%以上的合同外资来自第三产业，增幅高达66.9%，金融服务业、现代物流业、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吸引外资都实现了高速增长。
不再拼优惠政策 总部经济汇聚
事实上，上海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型，也在不断探索引资之路的同时，更加注重如何“以市场换技术”，进而实现自主创新。
刘锦屏坦言，应该承认，“以市场换技术”的目标与现实有一定差距。“实际上，随着我国加入WTO，市场更加开放，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，”刘锦屏说，“尤其是换高新技术、最新技术，难上加难，市场换技术必须要双赢。”
在刘锦屏看来，跨国公司进入上海之后，在带动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。“上汽‘世界为我所用’的荣威品牌的开发，就是高起点的自主创新模式，是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先进技术，依靠外部研发力量发展的自主品牌，”刘锦屏说，“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没有利用外资，是不是可能？”
此外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、延峰伟世通等企业在利用外资实现自主创新方面，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。
1984年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诞生，冲破了“巴统”的技术封锁，引进了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。刘锦屏认为，这也成为上海当年招商引资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片段。“多年来，上海贝尔致力于自主创新，不仅实现了从单一技术引进发展为双向技术流动，也实现了知识产权及商业价值双落地。”刘锦屏表示。
但是，在招商引资不断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的同时，上海市有关部门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，上海市已经不可能用更多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，而是要以服务取胜。
伴随着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上海市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招商引资也开始呈现竞争态势。“不可否认，上海市与长三角其他城市，尤其是苏昆地区确实有一定的产业雷同度，”刘锦屏说，“但是，换个角度来看，长三角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上海的发展，也为上海提供了腹地资源和市场及产业配套，区域经济的发展，板块整体发展，更有助于整体招商。”
刘锦屏进一步表示，与其他城市拼“优惠”政策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“我们不赞成，也不会这样去做，上海市未来引资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发展服务外包行业，并且已经做出相应规划和预期。”刘锦屏说。
对此，刘锦屏指出，上海市应该发挥综合配套改革优势，成为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进入中国的桥头堡。“上海的成本比内地肯定要高一些，但风险可能较小一些，成功率比较高一些，”刘锦屏说，“另外，上海的人才优势，也是有口皆碑的，特别是高端人才，上海最有优势，上海应该重点发展服务外包公司的地区总部。”
目前，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上海外资发展的二大抓手，毕博EDS，花旗数据处理，IBM，惠普，埃森哲等一些重量级的总部己落户上海。刘锦屏表示，就行业分布而言，未来，上海市需要引进外资的领域主要包括高端ITO，金融BPO，人力资源BPO，KPO（知识服务外包），特别是生物医药研发BPO等。
提高行政效率 实现引资新跨越
业内人士指出，目前，上海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，一是如何降低商务成本，尤其行政成本；二是突破资源瓶颈，包括土地和能源瓶颈。
对此，刘锦屏也直言不讳，“对于目前的发展瓶颈，我们最可能突破的还是行政水平，竞争的最终是行政服务的竞争，”刘锦屏说，“我们外资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、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。此外，也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提高政府部门间的协作能力，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，降低投资者的行政成本。”
“任何政策的设计都要有‘双赢’的概念，凡是与企业有关的事项，我们都要努力做到公开、公平、透明，行政成本的下降还是很有潜力可以挖掘的，”刘锦屏说，“这样也可以平衡引资过程中劳动力、商务成本上升，以及资源、能源不足的难题。”
但是，在刘锦屏看来，依法行政，也绝不能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，更不能减少为企业服务的力度。“依法行政也不排斥改革创新，我们正在推出行政审批改革创新的措施，来提高工作效率，”刘锦屏说。
6月4日，上海市召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传出消息，上海外商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将率先试点，实现流程再造，三分之二图章将被压缩，真正让企业减负，让投资环境更优。
对此，刘锦屏表示，未来，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上，上海市将抓住跨国公司整合中国业务的契机，继续加大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研发中心，物流分拨中心等，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上市，从而实现引资质量的跃升与突破。
“从制造业上讲，关键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，这需要研究政策鼓励外方经济价值、知识产权双落地的政策，”刘锦屏说，“从而鼓励外资企业本土化研发，让外资研发中心也积极参与到国内的课题中来，打破跨国公司技术出国门不出家门的小循环，可以捆绑条件交换，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，让技术进来。”
尽管依然面临诸多挑战，但是，上海市招商引资发展之路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。刘锦屏表示，至2010年，上海市吸引外资总量，将实现比“十一五”规划年实到外资58亿美元高15%以上的目标，达到70亿美元左右；在结构方面，服务业吸引外资比例将稳定在60%以上，增幅、效益增幅两项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关于上海引进外资的对话
记者：您能否简要回顾一下近年来上海市吸引外商投资所走过的历程，引资如何从最初的重“量”转变为重“质”，经历了哪些重要的转折期？
刘锦屏：上海外资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助推器，上海吸引外资工作已经走过了20余年，回顾走过的路程，确实感慨万千。概括地说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上海的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，投资质量不断提高，投资效益不断提升，对上海的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，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。
从历年统计上可以看出，上海外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：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1年为起步阶段，每年合同外资1—2亿美元，第一阶段十多年时间，共吸引项目1277个，合同外资共16.3亿美元；第二阶段，从1992年到2001年为快速发展阶段，每年合同外资为几十亿美元，十年共引进项目23451个，合同外资511.67亿美元；第三阶段，为高位运行阶段，中国入世后给上海全面发展带来机遇，从2002年至今，每年合同外资都在一百亿美元以上，2007年达148.7亿美元（项目数2.4万家，合同外资761亿美元）。
当然，也可以这样分，上海外资经过了粗放成长期、结构调整期和优化发展期。引资过程中有二个最重要的转折，一个是1990年浦东的开发开放；再就是2002年以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快速发展。
记者：近年来，上海市有关部门在优化引资结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？遭遇了哪些困难？
刘锦屏：近年来，上海市有关部门在优化外资产业结构方面主要做了四件事：一是加大服务业外资引进力度，特别是服务外包；二是加大总部经济发展的力度；三是加大引进高新技术产业、先进制造业，尤其是符合上海产业导向、完善产业链的先进制造业力度；四是抓好重点区域，如浦东新区、黄浦等中心城区，陆家嘴、张江、化工、漕河泾、金桥、紫竹、临港等区域。
我们在优化外资结构方面遇到的困难应该说还是不少的。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是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，主要有一个开放领域的深度和广度问题，例如发展服务外包，就面临一个增值电信的开放问题；二是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，有一个政策环境问题。大家知道，香港、新加坡的总部经济发展，都有一些政策优势，如税率低、外汇的自由兑换、融资便利等；三是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、先进制造业方面，有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愿不愿意来、政府所在国让不让来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吸引这类企业的竞争，不仅是周边地区，而且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竞争。
记者：伴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，周边城市的引资成效也在不断提高，与上海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上海在引资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？
刘锦屏：首先我们应该充分看到，长三角经济迅速发展，不仅为上海提供了竞争的活力，也为上海提供了腹地资源和市场及产业配套，有利于上海外资的发展，有利于上海“四个中心”的建设。但也应该承认，在招商引资方面，上海确实面临着周边地区及全国各地的竞争，应该研究如何发挥上海自身的优势。
那么上海的优势是什么？我认为，按中央要求的“四个中心”的建设，国际大都市的建设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（特别是总部经济的发展），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，都是上海的特有优势。还包括市场规模、市场机会、基础设施、地理区位、企业配套、全球联系、创新氛围与机制等方面。
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，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格局，并不是不要制造业，而是要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，充分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。我们将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及节能环保产业发展，围绕重点产业，完善产业链，发展产业集群。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，尤其是微电子产业、化工、汽车零部件、船舶、航空航天、新能源、医药、环保等方面，都是有基础、有优势的。
记者：您怎样评价近年来上海引资环境的变化？
刘锦屏：上海引资环境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。一是上海“四个中心”及国际大都市建设步伐加快；二是产业发展更加配套；三是总部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，研发中心、营运中心、投资性公司纷纷落户上海；四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，加强了枢纽型、功能型、网络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；五是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、法制政府得到贯彻。上海引资已经从依靠税收，转向依靠综合竞争力：服务、环境、配套等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，市政府决定，上海外商投资审批将率先改革，效率将提高三分之二。市政府还决定停止和取消征收148项行政事业收费。行政效率最高、透明度最高的城市之一，已成为上海市政府奋斗的目标。
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上海的金融环境建设。加入WTO以来，上海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扩大，注重引进新类型、重量级的机构。当前上海金融开放领域拓展，金融产品创新加快，引进了新的交易方式，金融机构大增，金融服务能力和质量提高，金融中心地位逐步确立（包括金融市场中心、金融产品创新中心、金融服务中心和金融人才集聚中心）。
现在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，目前在沪金融机构有一半以上是外资（截止2007年末，上海共有各类金融机构822家）。上海还集中了我国一半以上的合资券商、合资基金管理公司，我国三分之一的外资保险公司，18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有13家设在上海，全国7家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中有5家设在上海。
记者：今年1月1日新的《企业所得税法》正式实施，两税合一之后，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沪经营效益将造成怎样的影响？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是否会研究投资回报率对引资活动的影响，有何结论及对策？
刘锦屏：关于二税合一，这是大势所趋，势在必行，二税合一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沪经营将有正面促进作用。新税法还有几个优惠条款：高新技术减按15%；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%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免税或减半征收； 符合环保、节能、节水，可享受3免3减半 ； 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可享受3免3减半；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仍享受“二免三减半”；还有税前扣除，加速折旧等。
新税法仍然留有“定期减免，享受到期满”的过渡方式。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，可以在本法实施后5年内，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，对于现有企业影响不是很大。还有，上海浦东仍然留有高新技术企业“二免三减半”优惠政策，对2008年以后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自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之日起，实行企业所得税“二免三减半”优惠。
当然，企业所得税毕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。不同行业受影响的程度不同，差异主要源于他们原来所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。从行业上看，服务性行业受影响相对较小，先进制造业受影响较大。
关于研究及应对工作，我们一直在跟踪各种政策的出台，评估其影响，并正在形成一些相应建议，来供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时参考。同时，我们将做好服务工作，使外商投资企业作好准备，实现平稳过渡。
记者：未来引资过程中，浦东新区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，将如何更好地发挥“先试先行”的优势？浦东新区还有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对外商投资企业试点？
刘锦屏：浦东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，重点在体制、机构方面具有“先试先行”的权力，本身就优化了上海的投资环境。其试点的“市民中心”、“街道剥离招商引资”、“区镇合一”、“外汇九条”等具体单项得到国家发改委的充分肯定，浦东的改革试点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道路探索着方向。
对于打造“四个中心”建设，发展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特殊领域开放，金融创新、营运中心、总部政策等，浦东将有可能进行寻找时机进行试点。
|
